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朱开泰，是一家大文具店老板的儿子，全校踢毽子踢得最棒的一个，能连续打三十几个后跳，引来许多同学围观。

    那天他打后跳时，橡皮从口袋里跳出来，滚到我的脚前。他来拾时，我不知为什么想也没想就一脚把橡皮踢了开去。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盖个铁聋子。我想也没想就同他打起架来。这一架打了很久，班主任徐老师听到报告急忙赶来时，他正伏在地上，我正骑在他背上。

    我没发现徐老师到来，继续用巴掌揍他的后脖子，被徐老师看见了。那时学校里到校后和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由江永芬校长带领念

    “总理遗嘱”。他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念一句，念毕徐徐升旗，或降旗，同时唱

    “国歌”。歌唱完，旗就升到顶或降到底了。所谓

    “国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凇*…**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喜欢

    “贯彻始终”四个字，因为唱到这里，就要解散了。那天降旗仪式以后，唱到这里没有解散，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训话。

    我没听，不知说了什么，说着他把我和朱开泰叫到司令台上，问哪个先动手，叫朱开泰归队，叫我站好，低下头，按着我的头连续猛揍我的后脖子。

    说，后脖子挨揍，味道怎么样？我很痛，但没哭，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台下，瞟见许多女同学用手帕捂着嘴窃笑，还瞟见二姐高老师铁青着脸朝我怒目而视。

    第二天到校，发现班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中，除了幸灾乐祸之外，还有一点儿怕兮兮的神色。

    没有人再当面嘲笑和捉弄我，也没有人再叫我铁聋子了。想不到在山乡翻山爬树胡打海摔练出来的那点儿体力和灵敏度，居然给我带来了做人的尊严。

    哈！从此我

    “动物凶猛”起来。毕业后升入初中，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学校换了，老师换了，同学依旧。

    中学里不兴体罚，打架数次只记小过一次，我就更野了。渐渐地有人来牵线，介绍我同其他班级某个打架有名的同学

    “比试比试”，这种比试是县中的地下传统，早有先例。都是相约在放学后、回家前，在北门与学山之间的陈家山坟地进行。

    对方都是大孩子，我是吃亏的时候居多，但不肯认输，死缠烂打，经常衣衫不整皮肤青紫甚至头破血流回到家里没法交代。

    有一次我这样回到家中，全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没有等我，也没人理我。

    我砰的一声把书包一丢，拿起碗就盛饭吃，父亲对妹妹说，让开点儿，英雄好汉来了。

    我不言语，大口就吃。父亲说，多多地吃，吃大了背上刺一条青龙，好到上海滩上夜总会里去看大门。

    我不言语，但心里吃了一惊。越想越觉得没趣，但我绝不认错。那时候，越是大人不许做的事，越是要做。

    不是想做，总要反在里头才痛快。后来我已经不爱打架，很少打架了，也还是常常要在回家以前故意把泥巴涂在脸上做成刚刚恶斗一场的样子，使他们气得骂人伤心得叹气急得团团转。

    那年我被记小过多次，品行成绩丁等，按规定不得升级，成了全校唯一的留级生。

    老师警告我，再得一次丁等，就要被开除学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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