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之失

    1955年，我十九岁，被分配在西北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

    兰州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个起飞，无数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将继续支付，因此我无法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着唯一的真理。

    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我感到孤独。每周五天，在食堂吃过晚饭，骑两小时自行车进城，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夜校去学俄语。夜深回到学校，就蒙头大睡。许多想法没处说，憋得慌，总想找个什么人谈谈。以前读过罗曼·罗兰的三部传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很感动，以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给他的译者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寄请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转，也是瞎碰。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艺。信能寄达，也属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比如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道德、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之间的关系，都说得很明白，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怎么还要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

    像支书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没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没处发泄，就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开始是点点滴滴，杂七杂八。文化的价值，道释儒优劣乃至时空有无等都有。后来把有些问题的想法集中起来，弄成个系 统，就像写文章了。知识无多，没专业训练，更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想就怎么写，体验到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意义。

    业余时间很少，都耗在这里面了。第二年，1956年，有了《论美》。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望着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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