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强被逮捕第二天，也就是元宵节过后一天，不知是谁散步的消息，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公安局，希望抢到第一手的劲爆新闻。一时间，支局门口挤满了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

    随着消息的进一步扩散，很快，曹飞洪的父母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听闻警方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于是，曹飞洪的父亲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希望能够尽快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在媒体和死者父母的多方施压下，郑少强很快便被押到了市公安局，由市局进行审查。

    根据之前支局的调查，死者曹飞洪身上除了自己的指纹外，一共留有三个其他指纹。通过指纹比对得知，其中两个指纹是曹飞洪的好友李志文和赵军的。由于曹飞洪在2月1日晚上喝醉酒，是这两人送他回寝室的，所以留下了他们的指纹，于情于理都说得通。而且，这两人在曹飞洪遇害时并未去过火车站附近的犯案现场，且都能提供相关的人证。所以，警方认为，他们两人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具有作案的动机。故被警方排除。

    至于另外一个指纹，通过之前在支局的指纹比对，确定是嫌疑人郑少强的。首先，在李志文和赵军送曹飞洪回寝室时，据两人指证，那晚正好碰到郑少强去过曹飞洪的宿舍楼，且在楼道上见过面；其次，郑少强在死者遇害的时候，并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相应的人证；再次，郑少强与曹飞洪曾经发生过过节，具有相当充分的作案动机。

    种种迹象表明，郑少强既具有犯罪动机，也具有犯罪可能。故而，在市局的审问中，很快便被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谓证据确凿。

    由于媒体的外部压力和上层领导的内部压力，这一系列的工作只在短短一天时间便匆促完成。因此，通过简单的再次审讯后，市局认为此案已经非常明了，犯罪嫌疑人郑少强就是杀害曹飞洪的真凶。由于两人去年发生的过节，导致郑少强被学校处以记过处分，心怀不满的郑少强便利用学校放假的大好机会，精心策划并实施了这起看似火车事故的故意谋杀案，可谓性质恶劣，残忍至极。

    在确信没有任何疑点的情况下，市局便将此案移交检察院，以待后续法院择日审判。虽然警方对外宣称此案已经完全侦破，可是，在警察的整个审讯过程中，郑少强始终咬紧牙关，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也没有承认杀过人，更没有蓄意谋杀。不管警察怎么逼供，甚至动用武力，他都拒不认罪，拒不签字，也绝不屈服。

    在这一天，张振生一大早便出了门。他没有去支局，并不知道今天早上市局已经来人将郑少强押走，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市局的人接手。

    此时此刻，他拿着周东升提供的火车票，正独自一人去火车站进行调查，想确认周东升是否真的乘坐了1月28日的火车回家。既然现在嫌疑人已经锁定在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身上，必须搞明白他们中到底谁在说谎，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从票面的安检印章来看，这票应该是真的，似乎可以证明周东升进过车站。但是，安检印章只能说明他曾经进入过车站，并不能代表他就乘坐了火车，也并不代表他就回了家。而且，从票面上的信息来看，也不能确定这张火车票就是周东升本人购买和使用的。

    2003年，国内的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所以，购买者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他人，而且票面上也不会显示出购票者的身份信息。这种未实名的购票制度，给很多违法分子不少可乘之机。而真正的实名制购票是在2010年才开始推广施行的。有了火车票实名制后，购票者必须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不能代购，而且可以从票面上获知购票人的身份信息。这也减少了不少违法犯罪的产生。

    张振生此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查询该票的购买者是否是周东升本人，二是确定该票的使用者是否乘坐过该趟列车，从而辨明周东升口供的真伪。

    于是，张振生找到了火车站的负责人，向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让其帮忙查询该票的购买者。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查询得知，购买该票的人正是周东升本人。看来，这票并不是周东升通过其他渠道从别人那里弄来的。

    之后，张振生让这趟列车负责票面上车厢的乘务员前来问话。乘务员是一名三十来岁的女性。他们的谈话是在火车站的一间工作室进行的。

    “你好，麻烦帮忙查下持该票的人是否乘坐过这趟列车？”张振生把火车票递给乘务员说道。

    乘务员接过火车票，看了看票面上的信息，然后拿出一个随身携带的工作登记簿，在上面仔细查找着。

    “找到了，这张票的人乘坐过这趟列车……”乘务员抬起头，面带微笑地说道。

    “那他是在终点站下的车吗？”张振生思考了片刻，继续询问道。

    “这个嘛……不好意思，好像没有记录，我们一般只在起点查看下票，看是否有漏票的，并没有在终点站再次核实……”乘务员有些惭愧地说道。

    “那除了起点，中途是否还查过票呢？”张振生想了一会儿，继续问道。

    “我们一般只在起点查票，中途查票的时候比较少……”乘务员如实地回答道。

    听到这样的回答，张振生不禁懊丧不已。其实，他也清楚，现在的火车对查票并不是很严格，有些列车甚至连一次票都不会查，只是在进站的时候检查下。

    “那持票人的长相你还有印象吗？”张振生再次询问道，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不好意思，当时人太多，我并没有注意，而且这么久了，早已经忘了……真的很抱歉！”乘务员愧疚地说道。

    “好的，谢谢！”张振生心不在焉地说道。

    得到这样的结果，令张振生既意外，也不意外。以他对周东升的初步了解，此人心思缜密，性格沉稳，既然对方毫不犹豫便将火车票给他，一定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不太可能单纯从一张火车票上暴露出什么端倪的。这一点其实张振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想过，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前来调查，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在火车票上一无所获后，张振生本打算直接回局里的；但是，在返程的路上，他突然想到，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的口供惟一存在分歧的地方，便是在2月1日早上是否给对方打过电话或者说是否接过对方电话这点上。他不禁想到，似乎可以从电话这点上进行调查，来证实两人口供的真伪。

    于是，他没有返回局里，而是开着车直接前往市里的电信营业厅，希望能够查询到2月1日早上他们两人的通话记录。为了节省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他打电话让学校宿舍的管理员提供郑少强和周东升寝室的电话号码。

    到了营业厅后，张振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件，让工作人员查询2月1日早上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个寝室电话号码的通讯记录。没过多久，工作人员便调出了两部座机号码的通讯记录。

    张振生仔细地浏览着2月1日早上两部电话的通讯记录。突然，他在通讯记录上看到郑少强寝室电话在早上7:04时拨打过周东升寝室的号码，而且对方也接听了电话，通话时长3分14秒。看到这一信息，张振生浑身的血液都在涌动，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打印了这份通话记录。

    张振生知道，仅凭这份通话记录，并不能作为非常有利的犯罪罪证，也不能就此确定周东升就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份通话记录至少让张振生之前的怀疑方向是正确的，也能够说明周东升在说谎。2月1日早上，郑少强的确给周东升打过电话，两人的谈话内容或许正如郑少强所说，是关于晚上九点去他寝室看机器人的毕业设计的。

    现在，可以凭这份通话记录证明郑少强所说的话是真的，说明他2月1日晚上去找的不是曹飞洪，而是周东升。既然证明了郑少强所说是真的，那么周东升所说便是故意撒谎，而他说谎的动机就是为了隐瞒自己犯罪的事实。

    有了这一重大的进展，张振生开着车马上赶回局里。当他精神昂扬地到达局里，才得知市局的人已经押走了郑少强，而且此案也已经移交市局接管。这样的消息，如同一个晴空霹雳一般，令张振生沮丧不已。

    想到郑少强可能面临的结果，张振生不禁悲痛不已，内心仿佛跌入冰窟一般。他揣测，市局的人肯定会根据既有的犯罪证据来草草结此案的。这样的话，在既有的罪证面前，郑少强可谓是最大的嫌疑人；如果再不能找到其他罪证为其摆脱嫌疑的话，那么对方很可能面临法律的严惩。

    一想到此，张振生不禁感到心灰意冷，也感到一种极大的挫败感。而且，这种挫败感是他从未有过的。明知对方不是凶手，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含冤入狱，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痛苦的吗？明知凶手是别人，自己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将其定罪的罪证，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挫败的吗？

    此时此刻，张振生开始感到，法律的所谓公正和严明，有时也并不能一定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有时甚至可能将含冤之人送上断头台。

    不过，他还是在心里告诫自己，绝不能就此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只因为自己是一名身穿制服、维护正义公正的警察。这份神圣而庄严的职责，驱使着他绝不能让任何真凶逍遥法外，也绝不能让任何无罪之人含冤入狱，更加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本来前程似锦的无辜大学生就此而断送美好的未来。

    他必须坚决地捍卫法律的神圣尊严，必须为了心中的公正和正义而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