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

    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

    “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9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

    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

    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

    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

    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

    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

    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

    “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

    “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

    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1957年，她当上了

    “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

    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

    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

    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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