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刊出。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刊出，

    “以供讨论”。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我的文章，

    “希读者注意”。转来一封朱光潜先生的信，是给我个人的，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对我有好处。

    接着，同年3月，该杂志发表了宗白华先生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和侯敏泽先生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评〈论美〉》。

    随之《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相继刊登了对我的批评，一致说我是唯心主义。

    先是说五星红旗的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

    后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再后来的说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50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有一个特点，即互相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的不是。

    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

    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经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叶障目，得跟上时代才行。

    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在绝对的孤独中，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于宇宙、生命、历史、科学、宗教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

    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

    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

    当然，接受质疑，与对方辩论，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许可那样的学习了。

    很快地，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隐藏着许多陷阱，一答复就要掉进去。

    比如有人说，共同的社会标准，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标准不等于美，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掉进去了。

    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又如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国的美好生活所决定的。

    我回答说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地位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

    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我的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7月号。

    主要是说，事物不等于经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

    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相对地固定和持久。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

    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可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于社会。

    把这些都混为一谈，光贴个唯心唯物的标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此文发表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这些都不再有人理睬，对我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

    “反对文艺思想”之类，已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陇花》杂志写道：“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p>